《周易》与民族精神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并把民族精神概括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这一概括源自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称得上言简意赅，简明扼要。如果从“群经之首”的《周易》出发作一番分析，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华民族精神的渊源。
    
     一
    
     《周易》包括“经”与“传”两部分。“经”由六十四卦卦象、卦辞和三百八十四爻爻象、爻辞组成；“传”则有《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以及《文言》、《说卦》、《序卦》、《杂卦》等“十翼”。透过经传的字里行间，我们发现作者极力倡导团结统一。
    
    
     《谦》、《中孚》等卦展现了“谦谦君子”“有孚孪如”的形象和美德。谦虚与诚信是人的内在道德要求，在此基础上形成社会生活中人与人的亲附、聚合。《比》卦坤下坎上，何晏说：“水性润下，今在地上，更相浸润，比之义也”。《彖传》解释卦辞认为，人们推原占卦的本意，诚心相待，相亲相附，组成社会，并自觉地比附于善良长者，永久地保持贞正无邪的品质，必然无灾无难。《萃》卦象征荟萃，卦辞总括了团结聚合的途径、方法与政治作用：君王利用庙祭实现神人相聚，以此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奠定团结聚合的思想基础；团结要有健全的组织手段，特别需要一个卓越的领导者；要发挥团结聚合的政治作用，当人们都团结在“大人”周围时，正利于干大事、创大业。君子崇尚正道的亲附、聚合，正义的聚合是真正的团结，凝聚力来自刚中而应的正义和光明；团结就是力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群体，以其优良的传统和文化为纽带，形成团结统一的凝聚力。
    
     与人和同是更高层次的团结聚合，是一种社会理想境界。《同人》卦集中体现了与人和同的思想。下离上乾，下离为火为明，上乾为天为日，火性炎上，与天亲和，故《象传》说：“天与火，同人”。《周易集解》引《九家易》曰：“谓乾舍于离，同而为日。天日同明，以照天下。君子则之，上下同心，故曰‘同人’。”
    
     《彖传》对卦辞进一步发挥道：“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系辞传》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这已成为千古名言。同人卦至公大同的卦旨，是我国古代最早提出的社会理想，对传统文化的影响极为深远。《礼运》的“大同”思想正是在《周易》的启发下形成的，而近人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政治誓言又直接源自《礼运》。
    
     现在我们提倡和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就是要以优秀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团结海内外各阶层的广大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最终形成强大的凝聚力。
    
    
     二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倡导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反对分裂，厌恶战争。如果从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分析，就会发现崇尚和谐的思维是其重要原因，而《周易》又恰恰具有尚中求和的鲜明特征。
    
     《周易》和谐思维表现为三个层次：首先是在宇宙自然的宏观意义上，乾道刚健以生物，坤道柔顺以成物，宇宙整体是和谐而有序的。《彖传》所言“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表明万物的协调即“太和”，是一种高度理想化的宇宙整体和谐状态。《易传》把宇宙和谐概括为阴阳之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系辞传》）。其次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天地为自然，人为自然而生，又反过来体悟和确证自然。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都因阴阳交感而和谐有序，生生不息。人道“仁义”德性伦常与天道阴阳、地道柔刚贯通一体，天地人圆成会通。此乃“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由天人互感到人人互感，实际上已进入第三层次，即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主张亲附、聚合，高扬“同人”之道；在人个体自身，主张心身协调，倡导“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系辞传》）的君子平衡保全之策。
    
    
     《周易》和谐思维对中国哲学、文化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这从中医学、中国传统艺术、建筑等方面得以生动体现。这种思维逐步积淀并强化为一种心理结构，表现为一种价值取向。这种观念陶铸了中华民族胸怀宽广、热爱和平、团结和睦的特殊品格。从个人的修养——身心平衡、健康，到齐家——家庭和睦，再到治国——长治久安，最终达到平天下——“协和万邦”。从人际关系看，实际上关注的是社会整体的稳定、和谐，有助于社会各方面力量和因素的协调、凝聚，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从国际关系、民族关系看，实际上关注的是睦邻敦友，世界和平，这有利于全人类团结进步。
    
    
     三
    
     中华民族的勤劳吃苦精神和自强不息精神，在世界各民族中也是十分突出的。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奠基作品之一，《周易》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蕴含着勤奋爱国精神。
    
    
     《系辞传》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未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此种意识发轫于古经而成熟于大传，从“经”到“传”浸透着作者对人生终极关怀的浓浓情意。从谨言慎行到得失进退、安危存亡，以深沉的忧患意识反复向人们示警，甚至不厌其烦，其目的无非是告诫人们勤勉、耐劳、安身、守位、保国，从暂时中获得永恒。中国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正是以其忧国忧民的情怀，以其勤勉耐劳、忠贞不渝的精神，谱写了一曲曲爱国主义的崇高赞歌。
    
    
     忧患意识和自强不息的生命哲学相结合，共同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支柱。《系辞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周易》的根本信念在于，把整个宇宙看作一个自我生成、自我演变的普遍的生命之流，生生不息的万化之流。它不仅真实地说明了宇宙的本来面目，深刻地阐释了生命的由来和演进，更重要的是揭示了生命的本质即刚健，由此发现了宇宙存在的最深根源和万物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天地生生不已，永无止息。人效法天地，应当积极进取，刚健有为，而不能有丝毫懈怠。儒家认为，人生是一种使命，一种与生俱来的使命。仁者不仅要觉悟到人生使命的存在，还要觉悟到履行人生使命的沉重与艰辛。君子要坚定信念，知难而上，穷且益坚，以苦为乐。正是《周易》的生命哲学，使儒家的仁爱及其他伦理观念不致完全变成道德的纯粹说教和僵死教条，使人们产生刚健有为、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和精神动力。
    
     四
    
    
     自强不息的精神并不是孤立的，它既以强烈的忧患意识为基础，又与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精神相伴随。史料证明，中华民族早在很久以前就形成了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思想，《周易》“时”的哲学就是有力佐证和最好诠释。北宋易学家程颐曾明确指出：“看《易》且要知时，凡六爻，人人有用。”他这句话抓住了读《易》的关键。王弼简明扼要地指出：“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卦以存时，爻以示变”。因此人生的开篇就在于奉天明时，就要对其所处的宇宙之时与社会之时有明晰的认识与把握。继而，人可以自主地顺天而乘时、应时，人完全可以通过对时的主动回应，使自己成为能够顺利驾驭现实时遇的主体性存在；通过积极主动地乘时、应时而进德修业、崇德广业，以成盛德大业，开拓人自身理想的生存与发展的天地，此即顺天应时。
    
    
     《周易》认为顺天应时的理想状态为与时偕行。《益·彖传》强调：“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增益之时下者兴动而上者逊顺，功业就能日益发展无限量；上天施降利惠，大地受惠化生，增益的作用无所不在。综观天下增益之情，都是配合时机而自然进行的。人们在掌握了“时”的规律后，就可以按照事物的发展规律主动把握时机。一般说来事物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因而与时偕行也需要相应地把握如下不同时机：事物刚出生时力量比较薄弱，需要“待时”；事物有所发展时，利于行动的时机到来，需要“解时”；事物发展已经成熟时，达到全盛时期，需要“时中”；事物发展到终极时，已经不能维持平衡，需要“革时”。
    
    
     《周易》非常强调变易和革新，“变通者，趣时者也”，“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成语“革故鼎新”即出于此。沿着“与时偕行”的思路，必然地提出“日新”之见：“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这说明早在二千多年前，中国就已有创新意识和主张。
    
    
     “与时偕行”、“革故日新”的意识影响巨大而深远，对后来形成“与时推移”、“变革创新”思想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乃至清朝的“康乾盛世”勿庸赘述。近代历史一百多年来，中国各族人民以极大的韧性、顽强的抗争，将与时俱进、执著创新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虽然在领导力量和性质上各不相同，但在本质上它们都是与时俱进、求变求新的运动。可以说，这种优良传统如黄河长江，一直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液里，成为一种中国人的基因，一种促进民族生存图强的内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