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文化的产生与发展，都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文化自身所面临的土壤是基础，与其他文化的交流、融合，是文化整合的重要力量。不管是文明式的平等交流，还是血与火的硬性输入，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完全同化或被迫改造自己，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但是，弱势文化并不一定要全面投降，它可以在对自己进行全面的重新剖析、改造之后，有选择地吸收强势文化的优秀方面，并在这种学习中由弱势变为强势；同时，强势文化也必须学习弱势文化的优秀部分，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文化的多元性发展。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曾经产生了许多种文明，但由于各种原因，大多数文明在历史中消亡，只有中华文明延续至今。 中国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曾经遭遇过几次大的外来文化的冲击，最早是佛教的进入中国，经过几百年的整合，佛教终于中国化。自从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传统文化在百年间受到西方文化的全面冲击，这是一种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冲击，而且，这种交流是采用血与火的方式进行的，就必然导致激烈的冲突。在这一被动性交流中，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全面的前所未有的危机，这种危机不仅意味着终极关怀的失落，同时也表明中国传统文化整体价值体系的错位和话语失效的问题。
      百余年来，中国文化一直在文化的各个层面上，即物质、制度、观念、价值受到西方文化的全面冲击，中国的现代化实际上是一种对西方文化顺应与再生的过程。但是，”西方”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多义的，这就使得中国知识界面临如下问题：中国学西方，是学希腊文化中的民主与科学精神，还是希伯来文明的宗教精神？是古罗马的法律精神，还是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是反理性的现代精神，还是反现代反形而上学的后现代精神？这些”历时态”的西方文化精神在百余年间，尤其是近几十年共时态地涌入中国，导致了中国知识界的极大困惑：是全盘西化，还是半盘西化？是全面保守，还是温和保守？是选择理性、民主、科学，还是选择虚无主义？      这种文化困境的表征是古今、东西、南北、灵肉等多元景观同时呈现：”古今”之争是价值体系的冲突，核心是如何处理传统；”东西”之争是文明冲突问题，核心是如何对待东方文明；”南北”之争是后殖民问题，核心是如何对待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的经济文化渗透问题；”灵肉”问题是个人与群体、升华与沉沦的问题，核心是终极关怀问题。 在这种文化的同化顺应、改造创新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坚持的原则仍然是”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但是，这个过程需要两个前提性的工作：对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剖析。回首百年，一代代学者怀抱民族振兴之志，为世纪立言，为中国文化立心，把中国文化放在世界文化的大范围内审视，而其中许多学者专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元典精神，希望准确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精髓。 
 《周易》是中国古代为数不多的元典之一，后被冠以”群经之首，三玄之冠”，在传统文化中享有崇高的地位，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传统文化各方面都或多或少地受过其影响。历史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世界上各民族在追赶世界先进文明、倡导全球合作一体化的同时，也在对本民族的文化进行深层的寻根，希望找到本民族发展的文化契机。在中国大陆，当人们进行文化反思时，首当其冲的是对《周易》的重新解读。可以说， 80 年代后期，大陆上兴起的长久不衰的”易经热”，正是这种世界性文化思潮的反映。而《周易》之所以成为”传统文化热”的”热中之热”，从根本上讲与本书的奇特性有关。与它差不多同时代的几部元典，如《尚书》深奥难懂，《春秋》用辞多变，《三礼》繁文缛节，但是，只要在文字训诂上下工夫，再多方参照有关文献、注释，一定可以过关；《周易》则不然，即使文字含义全懂，也是枉然，加上后代几千年卷帙浩繁的注经之书，更搞得人眼花缭乱，使得一般读者望而却步，对这部有着”宇宙代数学”之称的”神秘殿堂”敬而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