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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纪辨方书

    择吉术形成于汉,迄今已二千余年。但元代以前的有关著述,大都湮没无存致使许多问题难以考辨。目前可见的择吉文献,以清朝乾隆时所编纂的《协纪辨方书》最详备,最具代表性。《协纪辨方书》是清朝通用的历书,万年通书。在我国,记载年、月、日、节气的历书通常由朝廷编修颁发。自汉代择吉术与历书结合,历代历书上也记载有择吉的内容,称为通书、黄历。这种通书、历书民间需要量很大。宋代印刷术产生后,坊间印历书以牟取暴利的很多,各朝政府都有禁令。清乾隆年间,经过康熙之治,生产有了较快发展,社会经济发展,但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趋加深,繁荣的表面下蕴含着动荡的因素,人们趋吉避凶的心理更为迫切,以择吉为生的江湖术士走红,坊间私自印历书,通书不计其数,这些私印历书,通书不仅错漏百出而且荒谬绝伦。乾隆皇帝有鉴于此,接受大臣的建议,命当时编修《四库全书》的馆臣重新修订历书,修纂一部既纠正过去历书对纪年、月、日、节令的错误,又辨析充斥其间的荒谬择吉理论和术语的通书。由著名数学家梅文鼎的孙子天文学家梅毂成主持编修,书成后取“敬天之纪,敬地之方”二义,名为《协纪辨方书》,送乾隆皇帝审定颁发天下,又名《钦定协纪辨方书》。

    《协纪辨方书》由允禄、梅毂成、何国宗等人编篡。全书三十六卷。计本原三卷,义例六卷,立成、宜忌、用事各一卷,公规二卷,年表六卷,月表十二卷,日表一卷,利用二卷,附录、辨伪各一卷。

    本原三卷,叙述择吉术所依据的各种基础理论,将河图、洛书、先天八卦后天八卦方位及次序,以及天干地支、十二律、二十八宿、四序六辰、干支五行学说、纳音纳甲,等等,一一详加论列,以正本清源,使人明白择吉术有所归依。

    义例六卷(卷三至卷八),逐一叙述择吉术中年、月、日、时四大类神煞的由来、基本性质(吉凶)、所宜所忌、所值时辰、所处方位与运行规律等,相当于择吉术的名词解释。立成一卷(卷九),将年月日时四大类神煞,各依起例,以类相从,编为各种表格,使各神煞所值时辰及方位,一目即可了然。

    宜忌一卷(卷十),叙述各神煞的吉日宜忌。一般的选择书,凡吉神所宜事,一遇凶煞,不论轻重,一概回避。这里则根据各神煞的爱恶情性与力量大小,分别考订,然后述其趋避,比一般选择书要高出一筹。

    用事一卷(卷十一)。选择吉日吉时因事而起,本卷详列公私大小事务所宜善神与所忌恶煞,以便人们据以择日选方。

    公规二卷(卷十二十三)。择吉以天文历法为基础,此二卷主要介绍岁时、气候、日躔过宫、太阳出入昼夜时刻、太阳出入方位、朦影限(即十二节气的交节时刻)、更漏中星、星图步天歌等天文历法方面的知识,以为择吉张本。

    年表六卷(卷十四至十九)。由甲子至癸亥,逐年逐月推排,使各年各月吉方凶方,开卷了然,尤便阴宅阳宅的选方择向。

    月表十二卷(卷二十至三十一)。我国历法,以月相变化的一个周期为一月,但神煞一般都依六十甲子运转,所以择吉术每月的日数,便以六十甲子日为周期。此书月表,即按一年十二月,一月六十日推排所值吉凶神煞,分列宜忌于下,让人随事选用。

    日表一卷(卷三十二)。择吉最重时辰。吉日既得,而枢机之发,全在于时。此日表只有六十日时辰定局、贵登天门时定局和四大吉时定局三部分内容。

    利用二卷(卷三十三至三十四)。主要阐述阴阳宅选方定向之后,如何选择四柱以扶龙补山、相主命的理论原则和具体方法,以及选方用时的制煞方法与造葬权法,等等。

    附录一卷(卷三五)。主要介绍那些没有什么义理,但世俗相沿,当时仍广为流传的各种神煞、各种吉日、忌日,并考订其义理。如男女九宫、逐日人神所在、太白逐日游方、百忌日、祀灶日、洗头日、嫁娶周堂、五姓修宅等。此外,还介绍了一些民间习用的择吉方法,以及与择吉术有关的奇门遁甲的基本常识。

    辨伪一卷(卷三十六)。在这一卷里,作者将他们认为不合择吉义理,而又广传民间的各种神煞,各类吉凶日时,择其主要者,一一列举批驳。但择吉术由汉迄清,经过历代术士的不断发挥创造,“二十四向而神煞盈千,六十甲子而术家盈百”,流传民间者,因地而异。卷中所举批者,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第四章


    趋吉避凶,喜福忌祸,向往成功、吉庆,厌忌失败、凶祸,乃人之常情。因此,在旧中国,上自威威赫赫的皇帝,下至浑浑噩噩的乞丐娼妓,中则士农工商芸芸众生,大多相信择吉术。

    但在举国僦妄信择吉,人人崇尚黄历的时候,也有一些坚决反对择吉占卜,反对一切他们看不惯的庸俗行为的学者。这种人每个朝代都有一些。其中最突出的是汉代的王充。

    王充《论衡》八十五篇(今存八十四篇),总结了汉代自然科学的成果,继承了苟况、韩非的唯物主义思想,对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和谶讳、禁忌等迷信思想,对丧葬、沐浴、裁衣、移徙、祭祀、建房等择吉习俗,作了极其深刻的批判。此书掷地有声,惊世骇俗,终封建之世,能超过他的不多。

    在《论衡》中,王充对汉代流行的安葬择日习俗、祭祀择日习俗、裁衣沐浴择日习俗、移徙择日习俗以及建房造屋择日等习俗,分别进行了剖析。最后在《辨祟篇》中对择吉术作了总结性的批判。他说:世间不行道德,莫过于夏桀商纣;妄行不轨,莫过于周幽王和周厉王。但夏桀商纣并不早死,幽厉二王也不夭折。由此说来,逢福获喜,不在择日避时,涉患罹祸,不在触犯岁月。这是再明白不过的。况且古往今来,千君万臣,其得失吉凶,官位高下,位禄升降,各有不同。芸芸百姓,耕织商贾,其贫富成败,寿命久暂,千差万别。这绝不是因为高大尊贵者举事以吉日,穷弱卑贱者则举事以凶日之故。人的诞生是一件大喜事,但未必就是得吉逢祥。那为什么偏偏把贫穷、疾病、失败、死亡等说成是犯凶触忌呢?因此,王充认为,所谓择日捡时及其吉凶,完全是不可信的。

    汉以后,随着择吉术与择日习俗的日益兴盛,以皇帝为代表的封建国家,举凡祭祀、祈祷、命将任官、行军出师、出令颁政、营建宫室、嫁娶安葬,所有大小事务,一概象老百姓一样,必先择吉而后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唐代卢藏用以问答的形式,写下《析滞论》一书,针对国家择吉行政的迷信,作了尖锐的批判。书中说:“国之将兴,听于人;将亡,听于神。祸福无门,唯人所召。人无衅焉,妖不自作。由是观之,得失兴亡,并关人事。吉凶悔吝,无涉天时。”接着以丰富的历史事实,批驳了这种迷信行为。指出,只要为政者刑狱不滥则人民长寿,轻徭薄赋则人民富足,法令持之有恒,不朝令夕改则国家稳定,赏罚得中则兵强。假如违背这些原则,任你卜时行刑,择日出令,也终无成功与富强可言。反之,“任贤使能则不(择)时日而事利,法审令正则不卜筮而事吉,养劳贵功则不祷祀而得福。”这就是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道理。

    与王充、卢藏用等人的择吉术的彻底否定相比较,《协纪辨方书》一书的作者对择吉术的观点更值得我们注意。他们认为,对于汉代以来历代术士附着于择吉术的那些“支离蒙昧拘牵谬悠之说”,完全可以象汉代王充那样,“斥为理之所无,弃而无论”的。但择吉术作为一个整体,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此书作者在对择吉术的理论、原则和方法等的叙述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观点,对我们加深对择吉术的认识和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价值。择吉术的神秘难解,在于神煞。择吉术的恐怖吓人,也在于神煞。择吉术的甜美迷人,还在于神煞。

    择吉术是一个由神煞组成,由神煞主宰的世界。那么,这些数量众多的神煞究竟是什么?是否真有叫做某某的神煞?《协纪辨方书》的作者们认为,所谓神煞,只是天地自然日月五星运行的规律以及它们相互间的关系,神煞就是这些规律或关系的代名词,并不是真的有叫做某某的神或煞存在。

    比如阴府太岁,书中说:“按阴府太岁,乃本年之化气克山家之化气,开山忌岁月日时克坐山,故名之曰太岁,示不可犯耳,非另有阴府之太岁在某山也。”即把年干的化气克坐山化气这样一种关系叫做“阴府太岁”,以示不可触犯之意,并不是真有一个叫做阴府的太岁在某山之上。

    再如太岁。上古以岁星(木星)纪年。由于岁星由西而东右行于天,与地支的方位秩序正好相反,使用起来不方便,所以天文家假设一个假岁星,让它与真岁星背道而驰,以便纪年。这个假岁星就叫太岁。岁星十二年行一周天,一年行经一次(十二次之一),因而太岁就成为岁星运行规律及其方位的象征,被人看作“统正方位,斡运时序,总成岁功”的一位大神,统领诸神,是人君的象征。并不是真有一位名叫太岁的神灵。但当太岁因象征岁星而具有尊意后,它所对冲的方向就不吉利了。因冲而破,所以与太岁对冲的方位叫岁破。破即耗散,所以又叫大耗。书中说:“若夫岁破之义,亦言其方为岁所破,而非有岁破之神破太岁也,故又名之曰大耗也。”即岁破大耗也不是神。

    再如月建。贾公彦疏《周礼·占梦》说:“建,谓斗柄所建,谓之阳建,故左旋于天。”正月初昏斗柄指寅,叫建寅。以后一月一位,顺行十二辰。因此,月建实际上是古人用斗柄确定节令和方位的一种方法,而不是说真有一个神煞叫月建.其余纷纷神煞,莫不如此。

    既然神煞是天地自然日月五星运行的规律以及它们相互间的关系,那么,择吉术根据神煞择日选方,实质上就是根据天地自然日月五星运行的规律以及它们相互间的关系来办事了。择吉术应当是一门尊崇自然,顺从自然之序,讲究与自然的平衡和谐的数术。

    比如书中解释月建所值之日不宜兴造土功结亲礼说:“不可兴造土功者,盖彼当旺势,不可犯也。其不可结亲礼者,是阳建独旺,阴建气消之辰,亲礼之道,宜阴阳相和,若偏则不宜也。”即不兴土功,宜阴阳相和,若偏则不宜也。”即不兴土功,是尊崇,不伤自然旺气之意。不结姻亲,是因为这时阳旺阴消,阴阳有所偏颇,所以不宜。

    解释土符之日忌破土、穿井、开渠、筑墙说:“亦犹月建之为土府,尊之,故不敢犯也。”

    解释天德、月德、天德合、月德合忌畋猎取鱼说:“按天德月德乃月建三合旺气,天德合、月德合与旺气作五合,皆上吉之日”,“忌畋猎取鱼者,恐伤生气也。”

    天赦为天地合德,又为四时旺辰,其忌畋猎取鱼,也是恐伤生气之意。再如本书引《天宝历》说:“月建所理之方,战斗攻伐宜背之,不可抵向。”为什么宜背不宜向呢?又引《太白经》解释道:“五帝所在,出军不可向之。”五帝指东方青帝,南方赤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和中央黄帝。月建之方就是五帝当旺之方。本书进一步解释说:“按月建可坐不可向,月破可向不可坐,与太岁岁破同。岁尊而月亲也。”即不抵向月建太岁,是因为尊崇和亲近的意思。另一方面,向太岁月建,即为其旺气所冲击,所以不吉,而背太岁月建,则可乘其旺气以击虚,所以吉祥。

    最能体现《协纪辨方书》作者这一基本观点的,是本书卷三“总论”中的一段话:“凡以血气,心知之性,必合诸虚灵不昧之天,而后天下之理得命使足已。而不问,则未事而先失也。选择之义亦犹夫是。天地神祗之所向则顺之,所忌则避之。既奉若于宫廷以彰昭事之忱,又申布于闾左以协休嘉之气。”

    就是说,人类作为大千世界的一员,应该使自己的行为合乎天地之大理,即所谓“合诸虚灵不昧之天”。而按照择吉术择日选方,实质就是尊崇自然,按照天地自然的规律办事,“天地神祗之所向则顺之,所忌则避亡。”否则,将会“未事而先失”。但既然神煞只是某种规律或关系的反映,按照择吉术择日办事,就不应有绝对的吉凶。所以本书作者认为:“凡以敬天云尔。如曰若是则福,不若是则祸,则术士之曲说而非其本原也。”但是,由于择吉术体现的是一种天地自然日月王星运行的规律,所以不能不对人产生影响。所以本书作者说:“虽然,敬不敬之间,吉凶祸福随之矣。”就是说,尊崇自然,按照自然规律办事,就会得到自然的回报,获得理想的结果。反之,如果不尊崇自然,违背自然秩序,不按自然规律办事,就会受到自然的惩罚,招致凶祸。当然,这两种影响只表示一种趋势,而不是马上将会如何如何。就好象一般人都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而你却反其道而行之,与日月及地球运行的规律正好背逆,也不会马上招致什么“报应”,而是说,长此以往对你的健康和工作效率将有不良影响。

    以上就是《协纪辨方书》的作者们揭示给我们的一些主要论点。

    择吉术到底是什么?是像王充、卢藏用等人所激烈评击的那样,只是一堆一钱不值的烂絮?还是象《协纪辨方书》的作者们所揭示的那—样,是一门讲究人人与自然的平衡和谐的数术?抑或是别的什么?在尚未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之前,马上给它一个肯定或否定的或精华糟粕各占百分之几的价值判断,还为时过早。

    我们认为,传统文化留给我们的不可能是简单分类的精华和糟粕,一般的情况都是二者的糅合,只不过各自所占的比例不同罢了。这应该是我们审视传统文化遗产的基本观点。择吉术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当然不会超出这一基本规律。择吉术作为一门数术,传承两千年依然兴盛不衰,必然有其赖以存在的合理性,有其所以吸引人的奥秘所在。当然,如果说择吉术是一门科学,是揭示天地自然的规律,讲究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按照自然规律办事的数术学,但构成这门“科学”还有许多附会牵强谬悠怪诞的唯心和迷信的成分,有许多问题它还无法解释并且自相矛盾,更重要的是,它缺乏一个统摄全局的统一理论。但无论如何,择吉术中有我们目前仍无法把握的规律或必然性,也有我们今天能够认识和总结的“合理内核”,这一点应该是可以肯定的。至少,择吉术迎合了世人趋吉避凶,追求成功、吉祥、平安、健康、富贵、害怕失败、凶祸、疾病、贫穷的心理,并且能够满足这种心理。仅此一点,就使它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基础。

    择吉术是一门数术,同时又是一种文化现象,也可以叫做择吉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应该占有一席之地。诚然它既有秉承传统文化精粹的一面,又有唯心迷信的内容,因此,研究择吉术的有关理论、原则、方法和神煞,将有助于我们逐步揭开覆盖于择吉术之上的神秘面纱,披沙拣石,择吉术的理性与虚妄都将一一呈现出来。


第五章


    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古老中国焕发出勃勃生机,特别是近几年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使人们贪求和机遇的心理大大滋长。各种个体户的大量涌现,对经营成功发财致富的向往和对失败的恐惧,以及在升学、就业、择偶等等方面的激烈竞争,都在促使人们比以往更为热切地关心自己的未来命运。带“发”之音,带“发”音之数,最受欢迎。一些财大气粗者,不惜花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元重金购买一个“吉祥号码”。择吉术正赶上一个前所少有的发展高峰。

    对择吉术及其黄历的流行热潮,是依靠国家行政进行干预,强行禁止,还是积极宣传,加强“消费引导”?在对择吉术尚未有全面认识的今天,两种态度看来都不合适。最好的办法就是拿择吉术来作全面深入的研究、剖析,在了解了择吉术的本质之后,再决定对它到底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认为有必要把历史上有代表性的择吉著作拿采注释、整理,便于更多的人研究择吉术,了解其真像。

    《协纪辨方书》是理论体系最为完整,内容最为完备,论述最为周详,观点也最有参考价值的一部择吉著作。对《协纪辨方书》的整理研究,一定会有助于中国择吉术的研究,有助于人们认清择吉术的真像。此书是择吉术最典型的教材。因此,此书的整理研究无疑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我们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四库全书》本为工作蓝本,乾隆六年所出刊本为校本,对全书进行了标点、注释、译成白话文和评析。由于原书篇幅甚大,对第十二、十三卷和一些不甚重要的内容作了删除。

    择吉术体系精深庞杂,泾渭杂呈,要对它进行全面的总结研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整理《协纪辨方书》,只能算是抛砖引玉之举。希望有更多的同志来研究择吉术,为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作出新的贡献。